鲁迅先生曾在其作品中写道：天堂里有我所厌恶的事物，我拒绝前往；地狱里有我所憎恶的景象，我亦不愿涉足。这段掷地有声的文字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刚毅不屈的品格，同时也折射出他对婚姻生活的独特态度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坚守自我的思想者形象。
1945年12月29日，《世界日报》刊登了一则令人唏嘘的报道，详细记录了鲁迅逝世后其原配夫人朱安的日常饮食状况。在破旧的餐桌上，摆放着半个粗糙的小米面窝头，一碗寡淡的卷心菜汤里漂浮着几根粗如小指的白面条。旁边是一盘用虾油腌制的黄瓜，两个尖椒孤零零地摆在桌角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盘发霉变质的豆腐和一碟酸菜。整张饭桌上不见半点荤腥，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元素，这些简陋的食物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生活的艰辛。
展开剩余73%在朱安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，这位年迈的女性倾诉了生活的困顿：如今物价飞涨，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日千里，债务已累积至四千余元，实在难以为继。要知道，在1945年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前，四千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，即便生活如此窘迫，朱安仍坚持雇佣着一位女佣。对此她解释道：我年老体衰，日常炊事与杂务力不从心，不得不请人帮忙。这位在周家服务多年的老佣人，若被辞退很可能流落街头的命运，这是重情重义的朱安所不忍见的。更深层的原因是，孤苦无依的朱安害怕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悄然离世。
朱安逝世一个月后，南京《新民报》以《朱夫人寂寞死去》为题刊发报道，详细记述了这位女性生命最后的时光，也留下了后世对她的评价。朱安出生于商人家庭，和当时大多数女性一样，从小接受传统礼教熏陶。虽然家境优渥，但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影响，她从未有机会接受教育。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安排下，1899年她与周家公子鲁迅订下婚约。这段婚姻中，朱安比鲁迅年长三岁，这在当时被视为理想年龄差。对已届老姑娘年纪的朱安而言，能嫁入周家实属幸事。
鲁迅虽以孝子著称，面对母亲安排的婚姻却选择了沉默的抵抗：新婚次日便打破惯例未去祠堂行礼，当夜独宿书房，第三日即远赴日本留学。1902年3月，在南京码头送别时，鲁迅对朱安说：你名唤朱安，家中有你便是安。这句简单的话语让朱安铭记终生，从此她将侍奉婆母视为己任。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海婴出生时，面对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抉择，鲁迅毫不犹豫选择保全许广平。这种生死相托的情谊，与他和朱安的形式婚姻形成鲜明对比。
鲁迅逝世后，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引发争议。按律当由法定配偶朱安继承，但目不识丁的朱安将处理权交给了许广平。1944年，生活陷入绝境的朱安欲出售鲁迅藏书度日，遭到文化界强烈反对。有记者探访时，67岁的朱安谈及物价飞涨的困境，言谈间不时咳嗽，健康状况令人担忧。尽管生活困顿，朱安却坚持不接受外界捐助，她说要维护先生的声誉。即便蒋介石特批的十万元救济款，她也坚持要征得许广平同意才肯接受。
朱安作为鲁迅故居最后的女主人，留下的遗物中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素服。这些窄小的衣物，有些还是婆母为她改制的，单薄得令人心酸。1947年临终前，朱安对许广平表达了真挚的感激：许先生待我极好，她懂我的难处，时常接济。虽然钱不够用，但我甘愿自己吃苦，她真是个好人。这句话，为这段跨越三个人的特殊缘分，画上了一个温情的句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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