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鲁迅先生曾在其作品中写道:天堂里有我所厌恶的事物,我拒绝前往;地狱里有我所憎恶的景象,我亦不愿涉足。这段掷地有声的文字,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刚毅不屈的品格,同时也折射出他对婚姻生活的独特态度。透过这些文字,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坚守自我的思想者形象。
1945年12月29日,《世界日报》刊登了一则令人唏嘘的报道,详细记录了鲁迅逝世后其原配夫人朱安的日常饮食状况。在破旧的餐桌上,摆放着半个粗糙的小米面窝头,一碗寡淡的卷心菜汤里漂浮着几根粗如小指的白面条。旁边是一盘用虾油腌制的黄瓜,两个尖椒孤零零地摆在桌角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盘发霉变质的豆腐和一碟酸菜。整张饭桌上不见半点荤腥,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元素,这些简陋的食物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生活的艰辛。
展开剩余73%在朱安写给许广平的信件中,这位年迈的女性倾诉了生活的困顿:如今物价飞涨,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日千里,债务已累积至四千余元,实在难以为继。要知道,在1945年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前,四千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,即便生活如此窘迫,朱安仍坚持雇佣着一位女佣。对此她解释道:我年老体衰,日常炊事与杂务力不从心,不得不请人帮忙。这位在周家服务多年的老佣人,若被辞退很可能流落街头的命运,这是重情重义的朱安所不忍见的。更深层的原因是,孤苦无依的朱安害怕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悄然离世。
朱安逝世一个月后,南京《新民报》以《朱夫人寂寞死去》为题刊发报道,详细记述了这位女性生命最后的时光,也留下了后世对她的评价。朱安出生于商人家庭,和当时大多数女性一样,从小接受传统礼教熏陶。虽然家境优渥,但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影响,她从未有机会接受教育。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安排下,1899年她与周家公子鲁迅订下婚约。这段婚姻中,朱安比鲁迅年长三岁,这在当时被视为理想年龄差。对已届老姑娘年纪的朱安而言,能嫁入周家实属幸事。
鲁迅虽以孝子著称,面对母亲安排的婚姻却选择了沉默的抵抗:新婚次日便打破惯例未去祠堂行礼,当夜独宿书房,第三日即远赴日本留学。1902年3月,在南京码头送别时,鲁迅对朱安说:你名唤朱安,家中有你便是安。这句简单的话语让朱安铭记终生,从此她将侍奉婆母视为己任。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海婴出生时,面对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抉择,鲁迅毫不犹豫选择保全许广平。这种生死相托的情谊,与他和朱安的形式婚姻形成鲜明对比。
鲁迅逝世后,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引发争议。按律当由法定配偶朱安继承,但目不识丁的朱安将处理权交给了许广平。1944年,生活陷入绝境的朱安欲出售鲁迅藏书度日,遭到文化界强烈反对。有记者探访时,67岁的朱安谈及物价飞涨的困境,言谈间不时咳嗽,健康状况令人担忧。尽管生活困顿,朱安却坚持不接受外界捐助,她说要维护先生的声誉。即便蒋介石特批的十万元救济款,她也坚持要征得许广平同意才肯接受。
朱安作为鲁迅故居最后的女主人,留下的遗物中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素服。这些窄小的衣物,有些还是婆母为她改制的,单薄得令人心酸。1947年临终前,朱安对许广平表达了真挚的感激:许先生待我极好,她懂我的难处,时常接济。虽然钱不够用,但我甘愿自己吃苦,她真是个好人。这句话,为这段跨越三个人的特殊缘分,画上了一个温情的句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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