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 张菁
当劳动者遭遇群体性欠薪、算法歧视等权益受损情况时，个体维权之路会比较艰难，但是，如果有检察公益诉讼力量的加持，维权效率将大幅提升——不但可以维护个体合法权益，还可能直接推动某个地区或行业建立权益保障长效机制。
这种情况或将在立法层面成为现实——10月25日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（以下简称“草案”）现场，多位与会人员建议，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，应将劳动者权益保障写入检察公益诉讼法。
10月28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外公布草案，并开始为期30天的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。
何为劳动者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制度？相比传统的权益保障方式，该制度有何优势和亮点？对劳动者而言意味着什么？
实践破冰，劳动公益诉讼已在行动
2023年，女职工邓某因离职后被公司克扣奖励性生育津贴，向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总工会求助。
临安区总工会调查发现，一年内区总已受理多起类似案件，而该区有关部门接到的相关咨询投诉达到几百件。
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专题讨论，认为生育津贴问题具有普遍性与紧迫性，可以集中处理。因此，把它作为问题线索移送至区检察院，试图通过公益诉讼途径，从源头上推动类似争议问题的解决。”临安区总工会劳动关系部部长周国军介绍说，浙江省检察院十分重视，决定提级办理此案。
随后，杭州市检察院组织杭州市、临安区两级人社、医保、工会、妇联等相关单位召开圆桌会议，厘清生育津贴的监管职责。同时，区检察院向人社、医保部门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，督促完善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的衔接工作。区总工会向企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，涉案企业及时补发了邓某被扣发的奖励性生育津贴。
以此案为契机，临安区政府牵头建立起长效监管机制，推动医保部门督促6家企业补发生育津贴8万余元，区总工会组织400余家企业开展工会劳动法律专项监督活动，促成7家企业规范发放流程。随着多部门联合推进，全区生育津贴类投诉显著下降。
“像生育津贴这类问题，职工通过个案维权难以找准相应部门。”周国军说，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后，这起案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，并且在当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。
这是劳动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。检察公益诉讼是人民检察院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，向有关主体发出检察建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制度。实践中，一些地区利用该制度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成效初显。
江苏昆山，在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“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专案”中，检察机关督促批量注销用于规避用工责任的“个体工商户”，同时推动平台企业建会、签订集体合同，并联合多部门打造“昆小哥”驿站、医院等配套服务体系，为当地外卖骑手构建起全方位权益保障网。还有，宁波市检察机关办理了射线探伤类职业病防治行政公益诉讼案；四川邛崃市检察院推动解决网络招聘中的性别歧视问题；成都武侯区检察院监督放射诊疗机构完善职业健康防护……
“这些实践让大家在维权方面倍感振奋。”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在调研中发现，近年来，检察机关运用公益诉讼方式在劳动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，如在治理欠薪、安全生产、职业病防治、发放高温津贴、工伤保险等方面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加以引导。
公益诉讼为何是“关键一招”？
“公益诉讼在劳动保障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。”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指出，与传统劳动者个体诉讼的“单打独斗”不同，公益诉讼能实现“事前预防—事中干预—事后修复”的系统性治理，实现“办理一案、治理一片”的社会效果，更好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。
当前，一些企业仍然存在就业歧视、拖欠工资、超时加班、欠缴社保、劳动条件不达标等劳动用工违法行为。
吕国泉分析认为，由于劳动者就业形式、利益诉求同质性高，这类情况在有些领域带有一定共性，往往涉及众多劳动者利益乃至社会公共利益。此外，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，劳动者权益受损带有一定普遍性、隐蔽性、技术性等特征，不仅难以发现，即使发现了，单靠个体诉讼也会力不从心，举证责任不利，难以及时有效维权，因而需要公益诉讼力量介入，弥补个体诉讼的局限。
“当侵权行为侵害不特定多数劳动者利益时，便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。”王天玉表示，劳动权益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公益诉讼能够通过司法机制激活其公共利益属性，夯实劳动权益保障的底线。
然而，将公益诉讼应用于劳动保障领域仍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等现实困境。
周国军坦言，实践中，劳动争议案件提起公益诉讼仍比较困难，程序不明确，期限不清楚，哪些权益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也缺乏依据。“生育津贴案能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是因为‘妇女权益保障’在公益诉讼的法定办案领域中。”
这种“无法可依”的情况在一起检察机关起诉外卖平台“算法压榨”案中也有所显现，法院最终以“缺乏可操作性”为由驳回起诉。
曾有检察机关专业人士撰文指出，检察机关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并不鲜见。但是，随着工作深入，劳动者权益保障未纳入公益诉讼法定办案领域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，增加了检察机关办理就业歧视、薪资待遇、社会保险等方面案件的难度。
立法破局是根本出路
“建议尽快将劳动者权益保障写入检察公益诉讼法。”吕国泉向记者展示，在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首日，他就将自己的建议第一时间提交到系统中。
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吕国泉曾提交提案，建议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法律制度，以更有力更高效的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
此次审议的草案明确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，涵盖16个领域。在分组审议现场，案件领域成为讨论的焦点，“劳动者权益”被与会人员反复提及。
有与会人员表示，劳动者权益在检察公益诉讼法中作出前瞻性规定，能够彰显我国保障人权的制度创新和优势，也满足劳动者权益保障对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。
“立法破局是根本出路。”吕国泉表示，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法律制度，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。首要的是将劳动者权益保障纳入公益诉讼法定办案领域，明确非法限制就业权、算法歧视、系统性社保违规、群体性欠薪等为典型案由。
王天玉认为，劳动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数字化劳动形态变革，在举证机制、损害计算、责任形式、原告顺位等方面予以完善创新。
“例如，在证据控制方面，企业掌握考勤、工资、算法逻辑等关键数据，具有信息优势。”王天玉表示，对此，劳动公益诉讼要引入“举证责任倒置”与“数据强制披露”机制，由用人单位承担合规性证明责任，检察机关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平台提供原始数据，拒绝提供或伪造数据将承担法律责任。同时，应建立工会代表诉讼机制，强化工会维权职能。
“要支持检察机关联动工会开展劳动者权益保障公益诉讼。”吕国泉表示，检察机关与工会能够立足各自职能，发挥工会劳动法律监督“一函两书”作用，建立联合取证机制，工会提供侵权线索，检察机关启动相关程序，深化沟通联络、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、办案协作等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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